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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4-16

標題

文化政治期的檢閱政策與殖民地媒體

作者

韓基亨著/陳允元譯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東亞學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文化政治期的媒體開放,主要起因於三‧一獨立運動;另一方面,這也是日本帝國新政策的一個結果。其是為了在同化政策與武斷統治的對立之間尋求突破。從「禁止」轉向「管理」的這個新任務,則委由檢閱體制執行。其理想目標,係透過「媒體」這個中立性的地帶,讓朝鮮人民自發地將帝國的意志內化,然而帝國並沒有意識這需要時間與耐心。整個文化政治期對朝鮮媒體的壓迫,反映了統治者的過敏與焦慮。管理的正面功能(殖民現代性的擴散)與負面影響(朝鮮做為現代主體的自我意識)的兩難困境,是開放與規範之所以諷刺地共存的理由。

最初伊始,檢閱體制遭遇到來自朝鮮媒體的各種挑戰,關於其合法性與自律領域─開放下的媒體控制─的問題被提出。不久,此緊張關係引發《新天地》與《新生活》筆禍事件的劇烈衝突。隨後,1926年8月對《開闢》處以出版禁止的強硬立場,顯示了媒體政策違背於其最原初的目標─殖民地朝鮮的穩定性─的內在危機。最重要的是,由於統治者─冒充支持者的壓迫者─的兩面性,大大地損害了統治者的政治正當性與道德性。《開闢》的廢刊,文化政治期最嚴重的媒體壓迫事件,發生於日本初展開其帝國擴張的時間點。

最後,關於《開闢》廢刊與文化政治的終結對朝鮮媒體命運產生的影響,可以提出幾個假設。第一,朝鮮合法媒體的社會影響力被急遽地削弱,導致非法出版之重要性較以往增大。第二,顯而易見地,接下來的媒體政策主要是壓迫雜誌,懷柔報紙。第三,《開闢》的廢刊,可能成為導致朝鮮雜誌朝向三種類型─日常性、實用性與專業性─分化的契機。此後,再也沒有任何雜誌能夠取代《開闢》的整合性與中心性,其領導地位被去政治化的媒體所主導。統治者傾其全力於檢閱體制的強化,係為了朝鮮媒體的去政治化及媒體之間的相互孤立。這導致了統治者不得不投入更巨大的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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