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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
翻譯的公共：愛滋，同志，酷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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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紀大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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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同志文學在二十世紀末台灣蔚然成風。這篇文章主張，這個現象除了可以歸諸於八〇年代末期的解嚴，更可以歸諸於八〇年代初期愛滋的翻譯與公共。本文提出「翻譯的公共」，指出翻譯（例如AIDS 的翻譯）與公共（也就是公共場域，例如議論AIDS 的報紙副刊）的互相生成：翻譯提供公共議論的契機（例如，隨著AIDS 出現應運而生的各種座談），但是翻譯被公共化的過程也改寫了翻譯（例如，台灣人採用「愛死」、「愛滋」等譯文，賦予原文並沒有的「愛」、「死」聯想）。「翻譯的公共」在愛滋危機之前的台灣就有跡可循（例如，白先勇編輯的文學刊物就是一種「翻譯同性戀／公共化同性戀」的體現），但是「翻譯的公共」在愛滋出現後才傾巢而出。「愛滋」、「同志」、「酷兒」這三個翻譯詞在台被公共化的過程，也就是外國觀念被本土化的過程：這三個詞激勵了本土文壇，同時也被同志文學的作者與讀者加以正讀、誤讀、歪讀。本文也要挑戰「認祖歸宗」迷思：「挪用同志的做法，始於香港林奕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些流行說法以訛傳訛，鞏固了對於所謂「原創者」的崇拜。「愛滋」、「同志」、「酷兒」這三個關鍵詞的定義，與其說取決於原創者，不如說取決於日新又新的土俗實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