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標題 小說中的複合空間 作者 范銘如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摘要 在人類的社會環境中，空間的定位與功能充斥著有形與無形的編碼，體現社會關係裡的秩序與價值。小至家戶空間的設置大至社區環境的規劃，既是個人能否安於其所的立足點，亦可作為評量個人身分地位甚至現代化國家的指標。在對應社會空間的運作邏輯下，文學裡對空間的規劃與應用也有常態性的想像。既然萬物各有其位，為何在現實空間和小說中都可以觀察到不少混雜複合的空間型態與功能？這些屬性混淆、混合與流動的變異空間因何形成、在敘事文學中又意味什麼？其中常見的一種變異空間，姑且稱之為複合空間。 複合空間，亦即一個空間具有不同作用，因時因地或因人因法而轉換空間的屬性。一般來說，小說中出現的定點空間例如家庭與公司，通常分別負擔私人與公共不同屬性的意象或功能。小說中的線例如道路，一般做為暫時性的開放空間，屬於一種過渡性的公共通道或中介。然而，我們在文本中單一定點和路線具有多重功能或屬性的例證屢見不鮮，有時是定點與路徑各自的定位出現挪用混用或占用的情形，有時候點與線的分野亦不明確、甚至線與面的分界都可變動。這些空間挪用或占用的原因極其複雜，有時是出自個人因素、有時是特定歷史經濟發展或人口分布的因素、部分是執政單位的默許或鼓勵、部分則牽涉到地理條件與區域的地緣政治變化。它是地理的、歷史的與美學的交織結果。 本文將以台灣小說為範例，從三個面向分頭探究小說中混種的空間樣態。第一節先討論個人家戶空間中的複合使用狀況，第二節則延伸析論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混用，最後一節探討公共空間屬性的時效性調整轉變。這種在特殊文化脈絡下形成的空間實踐型塑出不一樣的空間認知，蘊含小說再現特定時空的美學特色。  

標題 歡樂、遊戲與諧趣：管管的頑童詩學 作者 楊小濱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本文從拉岡的精神分析符號學及其它當代理論視角來觀察管管詩中的修辭特徵與文化精神。管管的超現實美學往往與狂歡風格融合在一起，以怪誕卑下的方式衝擊了原本神聖的符號。在許多詩作中，管管還實踐了一種不斷滑動跳躍的言說策略，以歷時性的超現實置換演示了能指的永恆變幻。無論如何，管管詩學的主體困乏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文人狂放與自嘲精神的重新體現。而他詩中的童趣與遊戲精神也必須理解為對創傷經驗及其符號化努力之間的永恆辨證。  

標題 言說之困境與家／國「冗餘者」：論胡淑雯的白色恐怖書寫與政治批判 作者 李淑君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胡淑雯的白色恐怖書寫，分為對體制與協力者的批判、訴說之必要與言說之困境、需要改造之人與家／國的「冗餘者」三小節進行討論。第一小節批判體制與協力者。提出體制的非法性、獎金的荒謬性、刑求的非人性；剷除記憶所繫之處；體制協力者與不同世代的歷史繼承者三部分。第二小節探討受難者訴說之必要與言說之困境。首先，政治精神病患失去證詞的有效性與無法言說包含兩個層次：一、無法為自己進行證言；二、其證言沒有人相信，使其無法成為見證者。此外，受困於語言的人經歷肉身凋零、語言被貶抑、精神失序、底層階級位置與無能言說下失去話語權。第三部分論述政治精神病患、政治遊民、政治孤兒成為需要改造之人與家／國「冗餘者」。政治精神病患在政治犯與精神病患成為雙重意義的需要矯正之人。精神病院與政治牢獄亦相互隱喻，兩者皆是刑求、綑綁、打罵與電擊，影射了政治犯面臨的是一種精神改造；而精神病患面臨的是一場政治控制。政治犯與精神病患都是傅柯所言不吻合國家政治規範而「需要改造之人」。政治精神病患、政治遊民與政治孤兒則是受到政治、社會與家庭排除的「冗餘者」。政治犯為不符合國家主權秩序與邊界而成為「過剩者」；精神疾病者在「家」秩序外成為離家遊蕩、橫死街頭，為家／國無法容納的「無用之人」；遊民與政治孤兒則因為政治災難而被社會棄置成為「冗餘者」。  

標題 1920年代台灣日文口語自由詩的確立：以後藤大治為中心 作者 張詩勤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將探討1920年代台灣日文口語自由詩確立的過程中，在台日人後藤大治如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0年代，日文口語自由詩在台灣大量出現，詩刊、詩社與詩集也隨之而起，但前行研究對此時期的日文詩作與詩人的認識卻付之闕如。本文將透過橫跨日台兩地的文獻調查，考察此時期日文口語自由詩在台灣確立的背景。首先將從日本的詩話會機關雜誌《日本詩人》對於地方詩壇的關心，說明台灣進入日本詩壇視野的契機。其次透過後藤大治在台日兩地的文學軌跡，爬梳他逐步登上《日本詩人》的過程，並探討他如何繼承詩話會發揚地方詩壇的理念，讓口語自由詩在台灣逐漸普及。最後透過實際詩作，討論後藤大治如何運用台灣獨特的風物及語言完成具有「台灣鄉土色彩」的口語自由詩。  

標題 冷戰及兩個中國：1950-1960年代韓國對「中國」與「中國文學」的認知與介紹 作者 李奉範 著／林筱慈 譯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教授／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系博士生 摘要 冷戰時期結束後，與台灣斷交（1992年8月23日），進而與中國建交（1992年8月24日）等外交關係上的變化對於韓國的中國認知有極重大的影響。此時期，韓國對於中國文學的介紹與翻譯開始蓬勃發展，涵蓋了中共與台灣文學作品的「中國文學」得以恢復原貌。然而，早在這之前，韓國對於中國的認知與翻譯中國文學的歷史是相當曲折的。一直以來韓國學界大多以「台灣（接受）／中共（排除）」的二元框架來說明，冷戰期間韓國對「中國」與「中國文學」的認知與介紹。然而，從當時韓國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思想的關心程度，可以證明所謂的二元框架─「台灣（接受）／中共（排除）」並不足以說明其中存在的許多複雜層面。 五○到六○年代，韓國對於台灣與中共的接觸與理解基本上都是在「冷戰亞洲」的框架下進行的。在這樣的框架下，韓國與台灣對中國的認知其實與其各自對東亞各國，特別是對日本看法與理解相關。從大脈絡來看的話，其實是因為美國的亞太地區統合戰略造成韓國對中國的認知與理解畸形化。同時期，韓國大多是藉由美國的研究與評論、情報等來量產有關中共的種種談論。其中，大多是將焦點放在揭露中共的暴政等與事實不符的觀察。然而，六○年代以後，韓國對中國的理解開始有所轉變。516軍事政變後，朴正熙政權在「重視亞洲」的冷戰外交策略的後援之下，推動了所謂的「知己知彼的中共研究」。然而，在這之中，其實暗藏了韓、美之間的利益糾葛以及韓國引進美國現代化理論等學術問題。此時期，韓國對於台灣的定義維持「自由友邦」的基調，只是對於台灣的關心轉往經濟層面，將焦點集中在台灣的現代化問題上。 因為嚴苛的查禁制度以及韓國大學教育的衰微，相較於其他外國文學，五○到六○年代的中國文學的翻譯樣貌相當的畸形化。在韓國出版的兩百本世界文學全集之中只有四本中國文學，而這四本中國文學收錄的不是前近代時期中國古典文學就是台灣作家的作品。也就是說，五○到六○年代韓國雖然逐年增加對中國文學的翻譯、介紹，但所謂的「中國文學」卻只局限於前近代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台灣的戰後文學等當時屬於台灣、中共文壇的邊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