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標題 少潮、觀潮、儀、耐儂、拾遺是誰？——《臺灣日日新報》作者考證 作者 許俊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陳述《臺灣日日新報》若干作品的作者可能為何人？透過〈丹麥太子〉、〈稜鏡〉、〈玉蟾〉三篇作品對《吟邊燕語》亦步亦趨的改寫，論證觀潮與少潮宜是同一位作者。少潮、耐儂則為李漢如其人，署名少潮之作刊於1906年，耐儂之作為1910年，因時隔三年多，耐儂〈翠微〉、〈魔妻〉、〈小紫〉、〈神女〉四篇可謂三年磨劍有成，不僅題材特殊，且有兩篇為中國報刊雜誌轉載。「儀」與「拾遺」則可能為王韜其人，耐儂之作在1910 年已相當成熟，而「儀」尚多沿襲王韜之作，轉化不多。此外，由台灣文人自《醉茶志怪》、《吟邊燕語》、《花國劇談》、《聊齋誌異》等等文言小說的轉載改寫，足見從借鑒到創新的文學衍化，在在是推進台灣小說發展史上的一種能源，也唯有確認作品來源，方能相應做出較正確的文本詮釋。  

標題 論「虞廷賡歌」的文化傳統及其在台灣古典詩學中的意義 作者 侯雅文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虞廷」指帝舜在位的朝廷。「賡歌」此處特指君臣唱和的吟詩行為。在《尚書•皐陶謨》、《尚書大傳》中可見相關記載。歷來文人多將此一歌詩行為視為較《詩經》更早的詩歌典範，並藉此體現、彰明心中理想的政教樣態。對於向來位居中原，雄視八方的漢民族而言，這是一個表徵政教清明的文化傳統。然而，一旦時代劇變，或是外族入主中原，或西方民主政體傳入，如何回應「非我族類」的統治，或是新政體，便成為漢族文士必須思考的問題。在此一情境下，「虞廷賡歌」的傳統，曾被提出做為因應新政權、新政體的論述依據，因此其涵義便有了偏重的方向。過去，台灣曾經歷清人、日人等外族的統治，在這段時期中，有若干文人重提「虞廷賡歌」的文化傳統，去回應時代變易，以及由當權者所提倡的中國古典詩歌創作。這當中涉及了如何看待詩歌之社會功用的課題，以及「用夏變夷」的政治思考，值得深究。  

標題 「南方文化」的理念與實踐——《文藝臺灣》作品研究 作者 林慧君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1937年以後，日本因應戰局所展開的政治、軍事與文化等政策，使得文學表現的語言與內容幅度受到很大限制，台灣文壇的主導權也因此移轉至在台日人作家手中，其中以西川滿為首的《文藝臺灣》文學社團所產生的影響最明顯。該雜誌創刊號提出以「建設南方文化」為編輯方向，從帝國日本的南方文化政策，到《文藝臺灣》的「南方文化」，透過對三十八期雜誌編輯理念的觀察與作品分析，發現所謂的「南方」仍侷限在「台灣」，「台灣」被視為日本「南方文化」的一部分，「台灣の文化」不是台灣的本土文化，是為帝國版圖中南方區域的文藝而存在。以殖民地台灣的特殊地理條件，並不是不可能由此孕育出日本帝國的南方文化，但在國家機器的干預與統制日趨嚴重的情形下，該文學集團最終與日本中央文壇同步，投入順應時局與配合戰爭宣傳的編輯與寫作，在聖戰協力與大東亞共榮的想像中，自許為日本唯一南方特色的《文藝臺灣》，其南方文化的理念實踐也成了為「日本帝國」的概念効勞的空洞姿勢。    

標題 一九四〇年代台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台北帝國大學 作者 張文薰 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台灣現代小說在二〇年代正式現身，歷經1937 年漢文欄廢止而導致的「空白期」，於四〇年代初西川滿《文藝臺灣》、張文環《臺灣文學》相繼創刊而復甦，其條件則是日本之大政翼贊運動對殖民地文化政策的影響，以及台灣人知識分子對此文化政策加以轉化利用的結果，這樣的歷時性敘述已成目前文學史定說。本論文的問題意識來自對這樣的定說將過度強調以西川滿為代表的「內地人」文藝活動的主動侵略性質，同時導致四〇年代以後「內地人」的所有文學活動是為依傍國策或「皇民化運動」而起的本質性論述之質疑。將透過《臺大文學》等文藝雜誌的引入、藉由「文藝場域」的分析視角，探討「內地人」、「台灣人」二分文壇的現象產生過程中，共有文化資本成為其形成基礎的可能性。本論文以台北帝大教授島田謹二與四〇年代文壇重要領導者西川滿、黃得時的人際、學歷脈絡之探循，剖析學院勢力在文壇形成過程中的介入與引導能量，甚至可能超越戰爭、政策的影響。二〇年代即獨立發行同人誌的西川滿、出身漢學世家的黃得時，都因為與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學院體制、知識領域產生連結，而獲得維持、轉化其文化資本的可能，帝國大學的介入也在歷史物語、民俗題材的運用上為台灣小說帶來轉變。本論文將小說作家、理論者視為「行動者」，冀能在民族本位的方向外，擘畫出四〇年代的台灣文壇構造與文學的關係。  

標題 台灣風土、異國情調與現代主義——以楊熾昌的詩與詩論為中心 作者 陳允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在戰前台灣都市化／資本主義程度能否孕育現代主義仍有疑義的情況下，文本傳播提供了解釋現代主義在戰前台灣存在的合理性基礎。然而本文認為，除了都市化發展與文本傳播，台灣風土以及台灣的外地•殖民地情境，是構成日治時期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日治時期高舉「超現實主義文學」大纛、創立「風車詩社」的楊熾昌（1908-1994）的詩與詩論為中心，探究其中台灣風土、異國情調與現代主義之間的關係，並重新錨定楊熾昌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屬性及其觀看視線。本文認為，楊熾昌作品中介於地方色彩與異國情調之間的「南方」的自我凝視•自我敘述，既是帝國視線的內化與延長，同時也是台灣本島人日語世代作家在帝國文學的語境中試圖尋找台灣文學的獨特性／主體位置的努力。然而其視線的轉換，無可避免具有極高的曖昧性。此外，本文也試圖指出，除了都市現代性，促成日治時期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發生的因素之中，台灣的風土以及外地•殖民地情境也發揮了相當深刻的作用。  

標題 余光中在一九七〇年代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 作者 須文蔚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余光中為例，分析七〇年代的台港文學傳播與互動關係。台、港七〇年代文學界，都開始正視中國傳統，掃除五、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過於西化、晦澀及自我的弊病，期盼將文學植根傳統，反映現實，並追尋本土性與認同。余光中七〇年代在港、台文學傳播最大的意涵，莫過於以其綜合古典與現代主義的理論，在引介英美現當代文學的同時，讓兩地詩壇重新省視傳統與當代的交互影響力。研究也發現，台、港在七〇年代開始，文學的學院體制日益健全，香港中文大學從七〇年代中葉，開始重視現、當代文學發展，聘任余光中、梁錫華、黃維樑等作家、比較文學學者與翻譯家，開設系列課程，改變了文學教育的方向與結構，也展現出當時媒體重視學院作家的影響力。而「沙田幫」文友之間的聚合，形成當代文學研究的課題，從布爾迪厄（Bourdieu） 的「文學場」理論中，不難發現學者在文學場域中具有「支配權力」，特別當學者社群透過文學評論的力量，強化了運用象徵資本爭取象徵支配權，自然更加引發矚目與重視。而在台灣七〇年代文學場域中，余光中在台港間的跨區域文學傳播現象，正說明了學院作家高度的影響力，當時文學傳播場中，媒體借重海外知識分子的論述衝擊封閉的文化環境，無論在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以及香港作家的推介上，余光中的評論文字都備受矚目，成為論戰或是閱讀的焦點，自有其來自文學傳播結構的影響力。  

標題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作者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日本敗戰後，1945年至1949年易代之際，前殖民者的語言「日語」，在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場域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釐清官方文化宣傳機關與民間出版業者在面對高達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日語人口時，他們如何調整書刊出版和宣傳策略。官方將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將殖民者的「日語」轉化成媒體「譯語」。報章媒體則藉由「日語版」、「日語譯註」進行文化知識的轉譯，以期介入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場域的言說空間，展現他們的文化能動性。又，戰後台灣日語讀書市場在日本印刷資本退出後，面對強勢的「中國化」之要求時，各方勢力各自爭取台灣日文讀者大眾，以因應他們的閱讀之需，進行知識生產活動。 「日語」在戰後初期中、日文化知識權力消長之際，官方為宣達政令與闡揚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合理性之便，「日語」具現了作為官方傳播語言的工具性價值，進行政治性的翻譯，並發展出新的文化協商空間。民間的文化勢力則透過「日文版」或日文書籍、中日對照書籍，展現翻譯的政治性與社會的需求性。台灣藝術社相關人士則承繼戰前通俗文學的出版策略，跨越時代因應大眾閱讀通俗文學之需。左翼文化人士雖將譯介作為國語運動的一環積極推動，但譯本內容卻隱藏著左翼的大眾文化關懷與現實批判之精神等。總之，藉由本文的考察勾勒出戰後初期日譯本的出版和知識生產活動之概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