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標題 二十世紀初期台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台灣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 作者 黃美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台灣小說的創作主要奠基於於日治時代，但並非始自1920年代，在此之前的報章中便已出現若干小說作品，其中又以通俗小說為夥。此類作品，或出於日人之手，或成於古典文人，後者往往以淺近文言文書寫，究中，身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李逸濤，最具盛名，而其早期創作頗多發表於《漢文日日新報》上，且以描寫女性人物見長。本文透過剖析李氏作品，發現其人藉由廣受歡迎的通俗小說書寫，在大眾娛樂趣味中建構了頗具意義的新女性圖像，從虛構的俠女，到日常中的嬌女、母親、情人、繼母、寡婦、妓女……，或虛或實，呈顯豐富想像空間；尤其在台灣、中國女子外，更涵蓋了世界異國女子，包括韓國、波斯、新加坡、日本、美國、法國……等國女性的刻畫，較諸後來新文學作品多以台灣女子為主，間及中國、日本女子的情形，更具世界想像，充滿異國情趣。 另外，在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創作中，賴和〈可憐她死了〉雖然不是最早以台灣女性為書寫對象的作品，但其題目彷彿成為日治時期台灣受苦女性的原型；相較於此，李氏通俗小說中的女性離家變得容易許多，而若干冒險、犯難的愛情故事也由此展開，最終且多能脫離困境，獲致人生的幸福。如果說新文學是以社會寫實手法反映當代女性的不幸處境，那麼通俗小說則在顧及娛樂趣味的前提下，以較顯浪漫的寫作筆法，去召喚時代女子克服命運、追求自我的靈魂。是以，在1920年代新文學出現以前，這些通俗小說「新女性」形象的想像，對於當代女子的重視自我，及重新定位在家庭、社會、國家中的角色扮演，應當具有一定程度的教化啟蒙作用。  

標題 從「不同」到「同一」: 台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 作者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要 「皇民」論述可以說是使本島人從殘缺成為完整，從不純淨到「醇化」，從「不是」到「是」從「不同」到「同一」的論證過程。此論證過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便是，本島人與內地人血緣不同，本島人如何可能同樣成為「日本人」或是「皇民」？這一系列的論證過程，展現出台灣人時試圖「安心立命」的思辯過程，也正是海德格所說的躍升於「座架」的努力，或是佛洛伊德所說的「認同」。而此處的「信仰」、「精神系圖」與「心」的工作所造就的，是一種「新的國家」與「新的神話」（陳火泉）。在此國家神話的架構下，天皇信仰所要求的朝向天皇的奉獻犧牲，對於加入志願兵的台灣人而言，則是獲得了「拯救之道」（陳火泉）。《道》中還提出了身體不屬於自己，而屬於君王的概念：日本精神就是尊王攘夷的精神。這不只是清除非我族類，更是清除我自身之內的「夷狄之心」。 本論文希望思考台灣在日據時期所經歷的殖民經驗牽引了什麼樣的現代性思維模式？經歷了什麼特別的精神過程？模塑出什麼樣的「國民意識」與「現代主體」？這種現代性主體如何形成了台灣意識的某一種心理底層？與同時期的中國大陸有什麼基本的差別？為了要理解這些複雜的問題，我們需要回頭探索，在歷史中，在殖民政府的現代化工程之下，「本島我」與「皇民我」的矛盾如何解決？是什麼樣的強大力量使得主體積極朝向一個理念高點躍升？主體與殖民政府的銜接，為何要透過「精神」的過程？為何神道與儒教有其契合之處？為何都會突顯「心」的工程？此種「心」的精神改造在台灣、中國與日本的近現代思想脈絡是如何發展承接的？為何法西斯心態是個國家主義必然迴轉的烏托邦手段？本文並將對照閱讀當今對於亞洲問題研究學者的觀點，例如溝口雄三、丸山真男、孫歌、汪暉等人對於亞洲現代性的看法，歐美對於法西斯國家主義的研究，以及精神分析理論對於意識型態崇高主體、認同以及國家主權／統治權如何展開的問題。  

標題 鏡象與心影的對話—論陳芳明抒情散文 作者 張瑞芬 逢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作為戰後新一代的本土作家，陳芳明散文向來被論者視為「感傷的印象主義」、「解構式散文」（高度真實性），或逕以「感傷派」名之。這是來自傳統的「純散文」的狹義界定，以《掌中地圖》等四書為主要評論範圍所致。事實上，自1974年第一本詩論《鏡子與影子》至今，陳芳明跨越政論、書評、史論及文學史的多元表現，與他的抒情美文恰好呈現出兩極化的散文風格。在陽剛與陰柔，外鑠與內省的高反差文字表現中，恰好見證了他奇特的生命情調—擺盪在流亡／回歸、文學／史學／、政治／學術、中國／台灣的斷裂轉折，徘徊憂思。 負載著沉重的時代傷痕，使陳芳明散文與林文義、龍瑛宗的纖美耽溺不侔，倒與劉大任的斜陽心事、秋陽冬暖有幾分形似。其詩化語言、細膩優雅，和早期心儀何其芳、師承楊牧、余光中有關，政論與雜文的雄辯氣勢與強悍姿態，來自魯迅「匕首與投槍」的啟蒙。知識份子的理想性格與累累傷痕，穿越其全部文字，表現為一種「強悍而美麗」的獨特風格。 在鏡像與心影中，反芻自我，且與歷史對話。陳芳明散文，如一片深秋遺下枝頭的楓葉，銘刻著深明的掌中地圖，在悠長幼寂寞的時間長巷，穿越想像與記憶的王國，恍惚可見到夢的終點。  

標題 放風男子與兒童樂園 作者 范銘如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摘要 相對於大多執迷直線性時間的前輩，少數在九〇年代崛起的所謂「五年級」男作家卻著墨於循環性時間的敘述。在袁哲生、張啟疆與駱以軍的某些小說裏，我們注意到他們隱約地發展出一種在固定地點讓時間循環的敘事模式。這種「定點循環」的小說篇幅也許不算太多，也並非同世代作家的書寫通則，卻顯得相當獨特，尤其是搭配上文本中的男性新形象。他們筆下的男性人物，都有未冺的童心，不斷地回溯年少時的棒球場、遊樂園，或是沉迷於電動遊戲機裏。他們熱中於在特定地點上，一遍遍操作同樣的遊戲，讓時間重複地迴環，直到自己的意願得到滿足。 新世代的男作家們的「懷舊」與「未來感」看似矛盾實則並行不悖，他們既非追憶純真過往.，也不是寄寓烏托邦式的未來。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討這種新型態小說時空型的敘述模式，如何將當代社會關係與性別權力的轉變投射到對空間與時序的幻想上。有如時鐘運轉的「定點、循環」時空形式的主要作用，究竟與文本中新（好）男人們的時代感知有何關聯？  

標題 迷走《忠孝公園》—陳映真近期小說的女性缺位 作者 周芬伶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陳映真的小說有分為三期或四期，且大都已有定評，女性的角色尤其突出；然這都是在一九八七年以前的作品，一九九四以後另成一期，以最近的《忠孝公園》為代表，它的政治意識更為鮮明，建構民族大敘述的企圖更為強烈。本文從女性主義的觀點提出，以忠孝之邦建構的男性歷史，恰是女性的死亡，歷史的殘缺。戰爭歷史小說容易走上這迷途。戰爭是必要之惡？女性在戰爭小說中缺席亦是必要之惡？不管意識型態或美學手法，本文指出《忠孝公園》的重大缺憾及真正價值。  

標題 男性凝視，影像戲仿—台灣「文學電影」的神女敘事與性別符碼 （1980s） 作者 黃儀冠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暨南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摘要 八〇年代台灣電影的文化場域，出現許多由鄉土派或現代派小說作品改編成電影的創作影片，文學與影視媒體的合作，呼應著台灣進入消費社會階段的時空氛圍，小說經由影像的詮釋與再現，配合強勢的行銷與卡司的魅力，使小說文字重新包裝成新穎而通俗的文化產品，在八〇年代這個「文學電影」的現象令我們不禁思索：是那些小說家的作品被拍成了電影？在當時的文化場域裡是否有那些迎合觀眾的題材？小說與電影之間分屬不同的符號體系，在轉換框架時會產生什麼問題？為了符合影像的產銷體制，又會將小說的敘事做怎樣的挪置與轉化？ 另外，電影理論學者Laura Mulvey說明觀看者透過凝視的行為，使得觀看主體得到一種掌控被注視的客體的快感。而這個主動的觀看者常常是以男性凝視（male gaze）的觀點，在影片中的女性「被影像中的男性角色觀看」或者「被慣以男性視角的觀眾觀看」，在男性凝視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成為父權所建構的形象，因此在影像中的女性再現，不是將之物化，就是在影像中成為被偷窺的客體，所以，在商業電影中的女性形象總是成為「他者」（the others）並塑造為依附／服膺男性權力的弱勢角色。 在台灣八〇年代文學電影中，我們如何詮釋男性的觀看，男性的凝視（male gaze）？面對影像所複合的多重語言符號，我們如何理解它的製碼（encoding）與解碼（decoding）過程？Laura Mulvey啟發我們對電影文本的性別符碼意涵的深究與延伸，在八〇年代台灣的文學電影亦是以商品賣座及吸引消費者為主要訴求，此電影文本主要在資本主義及父權意識形態建構下，對小說書寫進行了如何的改編與互文？小說的女性形象與女性在螢幕上所展現的性別符碼兩者間的關係，以及背後所牽涉的歷史脈絡、文化場域及觀眾心理，都是筆者想探索的課題。在本文裡筆者試圖將黃春明、王禎和、以及白先勇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作為例子，並集中在神女敘事來作初步的探討。  

標題 楊逵與糞現實主義文學論爭 作者 黃惠禎國立大學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 一九四三年間，台灣文壇爆發了糞現實主義文學論爭，參與者大致可劃分為《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雜誌兩大陣營。以西川滿為首的《文藝台灣》作家將台籍作家慣用的現實主義輕蔑地冠之以「糞」字，並指稱本島籍作家只會描寫虐待繼子或家族葛藤的問題與陋俗，直接點名批判張文環與呂赫若等台籍作家沒有皇民意識。其間身處暴風圈外的楊逵以「伊東亮」為筆名發表〈擁護糞現實主義〉，積極介入論爭。配合包括遺稿〈插秧比賽〉和〈建設性的文學—昭和十七年台灣文學界的回顧〉等作品來看，楊逵之所以挺身與全力推動皇民文學的西川滿等人成為論敵，一方面是基於長期以來對日人作家外地文學論與浪漫主義耽美文風的不滿；另一方面乃源於對以文學協力戰爭的極力抗拒。殖民地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在文學與文化基本立場上的相異之處，透過這次的文學論爭清晰可見。  

標題 鄉關何處—周金波的殖民地之旅 作者 莫素微中華技術學院語言中心講師 摘要 過去對於周金波作品的討論，多半集中在他最為評論者所熟知之〈志願兵〉、〈水癌〉等主題意識明確的小說，至於以旅行者之第一人稱展開敘事的〈鄉愁〉則相對地較少引發研究者以之為研究專題討論的興趣。在〈鄉愁〉之前，由於周金波作品中一再重現的二律背反佈局與主題，因此很容易在「日本人vs.台灣人」「皇民vs.抵抗者」等絕對論述架構下，被分類化為傾向某種擬制的光譜，包括指涉周金波的〈鄉愁〉是朝著「皇民之道」摸索過程中，描述一個希望成為「皇民」的人，不得不孤立在台灣，卻又終究無法成為「皇民」，被故鄉拒於千里之外，無法回去東京的苦痛「閉塞感」。 然而，當我們將周金波由「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或甚至「皇民文學」這些明確卻又充滿絕對價值判斷的光譜中抽繹出來，與佐藤春夫的帝國書寫進行對位分析，就會發現周金波的〈鄉愁〉，是立足在一個超越彼時空下台灣文學框架，模擬或等同帝國中心意識之主觀平台，對殖民地的再呈現。是帝國中心思維的殖民地之旅。而唯有如此，才能協助讀者回到在概念化下遭略讀的文本，探知小說結構中各項精巧安排的提示，以及敘事中時而絢爛、時而陰慘的色調，與主客觀穿梭的冥想與回憶等等足以彰顯其文學價值、突破典律規制的表意手法。